北方七宿：斗、牛（牵牛）、女（须女）、虚、危、室（营室）、壁（东壁）；

　　西方七宿：奎、娄、胃、昴、毕、觜、参；

　　南方七宿：井（东井）、鬼（舆鬼）、柳、星（七星）、张、翼、轸。

　　此外还有贴近这些星官与它们关系密切的一些星官，如坟墓、离宫、附耳、伐、钺、积尸、右辖、左辖、长沙、神宫等，分别附属于房、危、室、毕、参、井、鬼、轸、尾等宿内，称为辅官或辅座。唐代的二十八宿包括辅官或辅座星在内总共有星183颗。

　　在实践中，古人醒悟到，季节的变化和太阳所处的位置有关，星象在四季中出没早晚的变化，反映着太阳在天空上的运动，但直接测定太阳的位置又难于办到，于是古人想出了间接办法，即由月球所处的星象位置去推算太阳所处的位置。月球围绕地球运转一周是27日多（恒星月），恰好一天经过一宿。可见，二十八宿的创设是古代天文学史上的一大进步。

　　英国李约瑟博士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评论道：“现在无疑已经证实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虽然在逻辑性和实用性方面决不逊于埃及、希腊以及较晚的欧洲天文学，然而它却是以大不相同的思想体系为基础的。”他又说：“二十八宿的界限一经划定，不论星群离开赤道的远近如何，中国人都能够知道它们的准确位置。甚至当星群在地平线以下时，只要观测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在头顶的拱极星，就可知道了。”

　　二十八宿创设之后，随着天文学的发展，它的作用亦不断扩大，它不仅在观象授时，制订历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而且在现代天体测量学形成之前，在推算、测定太阳、月亮、五大行星以及流星、慧星、新星乃至满天星辰的位置等，无不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它的推算方法是，古人在每一宿中选取一颗星作为定标星，古人称它做“距星”。某一宿的距星与下邻宿距星的赤经差，称做某一宿的赤道距度（简称距度），中国古代表述天体位置的两个量叫去极度和八宿度。“去极度”是指被测星辰与北天极的角距离；“八宿度”是指该天体与它西侧相邻一宿距星的赤经差，这个度量体系就是中国天文学家们建立的赤道坐标系统。

　　由上述可知，选取距星、测量距度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，因此历代天文学家无不注重实测。需要指出，由于岁差的原因，各宿的距度有缓慢的变化，尽管在岁差未被发现之前，天文学家们不知道距度发生变化的这一重要原因，但历代所测数据却为现代人人研究岁差提供了难得的史料。 

　　四象

　　古人将全天二十八星宿按东、北、西、南、四个方位划分为四部分，每一部分包含七个星宿，并根据各部分中的七个星宿组成的形状，用四种与之相象的动物命名这四个部分，叫做四象或四陆，对应关系如下：

　　东方七宿如同飞舞在春天夏初夜空的巨龙，故称为东官苍龙；

　　北方七宿似夏末秋初夜空的蛇、龟，故称北官玄武；

　　西方七宿犹猛虎越出深秋初冬，称西官白虎；

　　南方七宿像寒冬早春出现在天空中的朱雀，故称南官朱雀。

　　苍龙、玄武、白虎、朱雀、统称为“四象”。

　　对于四象，中国的不少典籍多有叙述，如《考工记》、《御龙子》、张衡《灵宪》、孔颖达《尚书疏》等，其中以《灵宪》中的叙述最生动，张衡写道：“苍龙连蜷于左，白虎猛据于右，朱在奋翼于前，灵龟圈首于后。”

　　中国典籍中有的称“四象”为“四维”，如 《史记·天官书》、《石氏星经》、魏人张揖的《博雅》、元黄镇成的《尚书通考》等，这些记述又互有不同，按《石氏星经》所载，不是四象，而是分为若干小象，且西方、北方都没有完整的形象，书中写道：“奎为白虎，娄、胃、昂、虎三子也。毕象虎，觜、参家璘。”又曰：“牛蛇象，女龟象。”《史记·天官书》的记载与《灵宪》所载基本相同，即：苍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分别代表着四季星象。中国天文学家高鲁以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为依据，设计了二十八宿与四象的关系图，堪为精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