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、虞以降，国家统一，政治组织，渐臻完备。于是立国行政，始有确定之方针。其方针大抵因时之需要而定，救弊补偏，必有所尚。时移势异，偏弊不同，则所尚亦因之而异。其时无所谓政纲政策，故但名之曰道、曰尚。虞、夏、商、周所尚之道，详于《礼记·表记》：
   “子曰：夏道尊命，事鬼敬神而远之，近人而忠焉。先禄而后威，先赏而后罚，亲而不尊。其民之敝，蠢而愚，乔而野，朴而不文。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，先罚而后赏，尊而不亲，其民之敝，荡而不静，胜而无恥。周人尊礼尚施，事鬼敬神而远之，近人而忠焉。其赏罚用爵列，亲而不尊。其民之敝，利而巧，文而不惭，贼而蔽。”

“夏道未渎辞，不求备，不大望於民，民未厌其亲。殷人未渎礼，而求备於民。周人强民，未渎神，而赏爵刑罚穷矣。”

“虞夏之道，寡怨於民。殷周之道，不胜其敝。”

“虞夏之质，殷周之文，至矣。虞夏之文，不胜其质。殷周之质，不胜其文。”

“后世虽有作者，虞帝弗可及也已矣。君天下，生无私，死不厚其子。子民如父母，有？怛之爱，有忠利之教。亲而尊，安而敬，威而爱，富而有礼，惠而能散。其君子尊仁畏义，耻费轻实，忠而不犯。义而顺，文而静，宽而有辩。”

据此，是一代有一代所尚之道，其道各有所敝。而夏道近于虞。故虞、夏往往连言。后世遂只称夏、商、周三教而不称虞。

《说苑·修文篇》：“夏后氏教以忠，而君子忠矣；小人之的失野，救野莫如敬，故殷人教以敬，而君子敬矣；小人之失鬼，救鬼莫如文，故周人教以文，而君子文矣；小人之失薄，救薄莫如忠。”《白虎通义》：“王者设三教者何？承衰救弊，欲民反正道也。三正之有失，故立三教以相指受。夏人之王教以忠，其失野，救野之失莫如敬。殷人之王教以敬，其失鬼，救鬼之失莫如文。周人之王教以文，其失薄，救薄之失莫如忠。三教改易自夏后氏始。三教所以先忠何？行之本也。“《董仲舒对策》曰：”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变道之实。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继之救，当用此也。……夏因於虞，而独不言所损益者，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。“

夏、商、周三代绵亘二千年，其政教风俗之变迁多矣。近世混而言之，不复加以区别，不知周、汉之人论三代史事，研究其性质，则立国行政之方针，固各有其截然不同者在。而其利弊得失，亦直言之而不为讳，足知昔人之论史，初非一意崇奉古人，不敢一议其失也。商、周之事以俟后论，兹先言虞、夏所尚之道。

夏道尚忠，本于虞。以孔子所言味之，如“忠利之教” “忠而不犯”，“近人而忠”，则言君主及官吏之忠于民者二，而言官吏忠于君主者一。

孔《疏》：“忠利之教者，言有忠恕利益之教也。以忠恕养於民，是忠焉也。“此二者皆指君主主官吏尽於民而言。“忠利之教”当以《左传》桓公六年“上思利民，忠也”，及《孟子》“教人以善谓之忠”二义解之。孔《疏》：“忠而不犯者，尽心於君，是其忠也。无违政教，是不犯也。”此则为官吏对君上之忠。

足见夏时所尚之忠，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，更非专指见危授命。第谓居职任事者，录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。人人求利于人而不自恤其私，则牺牲主义，劳动主义，互助主义悉赅括于其中，而国家社会之幸福，自由此而烝烝日进矣。

夏书不尽传，故夏道之证不多。周时专倡夏道者，墨子也。观墨子所称道，即可以推知夏道。

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：“墨子称道曰：‘昔者禹之湮洪水，决江河，通四夷九州也，名山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无数，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，腓无胈，胫无毛，沐甚雨，栉疾风，置万国。禹大圣也，而形劳天下如此。’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跂？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，曰：‘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为墨。”

大抵尚同、兼爱，节用、节葬之义，多由夏道而引申之。凡所谓圣王之法，疑皆夏时之法①。